Preface
春节期间读了《曾国藩传》(作者，张宏杰)。虽然从小学到高中都有历史课，并顺利毕业，但是我的历史其实是不合格的。对于这片土地上的过去，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。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所以在读历史类书籍，需要多看资料，并且多思考，勿只听一家之言。
以下是对书中内容的一些摘录:
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，食之弥安也
艰难的科举过程还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，那就是“尚拙”：崇尚笨拙。今人尚巧。办事越巧妙，越少费力气，越走捷径，当然就越好。很多人办事，都追求高效率，甚至不择手段。然而曾国藩不这样。曾国藩说：“天下之至拙，能胜天下之至巧。”就是说，笨拙胜过机巧。办事笨拙，才靠得住。
作为一个笨人，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。
- 第一，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，因此比别人更虚心，更肯付出。
- 第二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，总是失败，因此“逆商”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，抗打击能力特别强。
- 第三，笨拙的人不懂取巧，不走捷径，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，因此做事不留死角。他考秀才考了七次，举人和进士却考得顺利，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。开了窍后，就能一顺百顺。
相反，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笨功夫，遇到困难绕着走，基础打得松松垮垮，结果走不远。所以，“笨拙”看起来慢，其实越到后来就走得越快，就好比盖房子，因为基础打得牢，房子就盖得比别人高。
然而，到了翰林院，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，什么叫心性之学，才发现自己是多么鄙陋。他认真研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。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：“何为第一等事？”什么是天下最重要的事？塾师回答说：“唯读书登第耳！”那当然是读书做官。王阳明却不以为然，回答说：“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，或（也许是）读书学圣贤耳！”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，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！ 后来王阳明进士考试，也经过两次落第。人人都以落第为耻，但王阳明却说：“世以不得第为耻，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。”大家都以落第为耻，我却以落第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！
唐鉴和倭仁告诉他，日记不是这个写法。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。“静海先生每夜必记‘日省录’数条，虽造次颠沛，亦不闲一天，甚欲学之。”唐鉴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，来督责、规范自己。即使在路上，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，也不打破这个规律。
唐鉴还推荐他向倭仁学习写日记之法：“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，每日自朝至寝，一言一动，坐作饮食，皆有札记。或心有私欲不克，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。” 首先，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日记要用恭楷来写，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。日记中规定的，就一定要做到。其次，日记的作用是“研几”，几就是细节，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，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，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滑过去。一个细节上滑过，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，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，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。曾国藩曾这样描述倭仁的日课：“每日有日课册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、一事之失、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。书皆楷字，三月则订一本。自乙未年起，今三十本矣。”曾国藩于是就效仿倭仁，从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十月一日开始恭楷写日记。把一天做了什么事、说了什么话，都要细细地过一遍，然后反省哪件事做得不对，哪句话说得不对，“痛自警醒”，记载下来，深刻反省。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：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，每日一念一事，皆写之于册，以便触目克治，亦写楷书。……余向来有无恒之弊，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，可保终身有恒矣。既然自我完善，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，不能再“闲游荒业”“闲谈荒功”“溺情于奕”。从十月二日起，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：每日楷书写日记，每日读史十页，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。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，除此之外，他还每日读《易》，练习作文。通过记日记的方式，曾国藩提高了学习效率。他也通过这种方式，对自己的性格、脾气进行反省。他在日记中把自己跟郑小珊打架这件事记述了一遍，然后进行分析，这件事虽然两个人都有毛病，但是圣人教导说，改过要从自己做起，而且改过要从速，意识到了马上就要改。所以他撂下笔，马上就去向郑小珊赔罪。郑小珊也很感动，本来是俩人都有错，结果曾国藩主动道歉，于是两个人把酒言欢，尽释前嫌。对于自己最爱犯的“言不由衷”“虚伪”“浮夸”，他在日记中也是高度警惕。他反省道：“予此病甚深。孔子之所谓巧令，孟子之所谓，其我之谓乎？……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，君子乎？女子小人乎？”也就是说，动不动就随口夸人，这正是孔子所说的“巧令”，是小人行径。曾国藩反思，评论人夸奖人要慎重，这样人家才会拿自己的话当回事。“我诚能言必忠信，不欺人，不妄语，积久人自知之。不赞，人亦不怪。苟有试而誉人，人且引以为重。若日日誉人，人必不重我言矣！欺人自欺，灭忠信，丧廉耻，皆在于此，切戒切戒！”
经过不断的失败，曾国藩领悟到，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，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，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。吸烟有形有迹，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：手不碰烟具即可。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。它是多年形成的，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，远比烟瘾复杂、隐蔽，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。“学做圣人”是终生的事业。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、毛病，通过一时半会儿的“猛火煮”，不会彻底改掉，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“慢火温”，才有可能慢慢化解。因此，在修身起始阶段，重要的是猛。在进行阶段，更重要的是韧。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，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、失败、挫折甚至倒退。关键是不能放弃。
清代名臣张英在《聪训斋语》中说：“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。”就是说，交友，是人生第一大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没广播没电视没大学。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，在外想获得帮助，全要靠朋友。所以朋友的多少，朋友的质量，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。
一个人的声望是晋升的重要基础。曾国藩潜心学术，热心公益，在皇帝心目中形象比较清新端正，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。
他说：“无他，熟读《大学》‘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’数语，尽之矣。”曾国藩说他“行军有伸有缩，有开有合”，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。
在极端痛苦中，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。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，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。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一坐就是一整天，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地过。渐渐地，曾国藩静下心来了。曾国藩反思到，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，碰得鼻青脸肿，不光是皇帝小心眼，大臣多私心，自己的个性、脾气、气质、风格上的诸多缺陷，也是重要原因。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，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，自以为居心正大，人浊我清，因此高己卑人，锋芒毕露，说话太冲，办事太直，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。他翻阅旧日信稿，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，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。写这封信时，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，今天读来，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。信中称湖南湖北“唇齿利害之间，此不待智者而知也”，不仅没有一点儿商量的口气，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。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，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：“其水路筹备一端，则听侍（曾自称）在此兴办，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。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。”仍是一副舍我其谁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。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。骆秉章回信的原话是说他：“行事犹是独行己见，不能择善而从，故进言者安于缄默，引身而退。”说他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，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出主意。当时听了这话，他不以为然，今天想来，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。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：“余生平在家在外，行事尚不十分悖谬，惟说些利害话，至今悔憾无极！”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：“近日友朋致书规我，多疑我近于妒功嫉能，忮薄险狠者之所为，遂使我愤恨无已……仆之不能推诚与人，盖有岁年。”朋友们不能理解他，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，身处局外？他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？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这句圣人之言，他虽然耳熟能详，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过。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的批评：“曾记咸丰七年冬，余咎骆文、文、耆待我之薄，温甫则曰：‘兄之面色，每予人以难堪。’”温甫是三弟曾国华。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。确实，面对官场同僚，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，而以小人目人，面色如铁，话语如刀。不光是对同僚，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，他也成天一副“唯我正确”“你们都不争气”的神气，处处批评教训，弄得当年国荃、国华到北京投奔他，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。设身处地，推己及人，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。曾国藩在家中致信各位好友，请大家给他多提意见，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。
曾国藩终于认识到，行事过于方刚者，表面上似乎是强者，实际上却是弱者。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，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。所谓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”，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”。所谓“大柔非柔，至刚无刚”。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。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、麻木、圆滑、机诈，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。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，圆滑柔软，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。只有海纳百川，兼收并蓄，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，达到胜利的彼岸。
并说湘军现在顿兵坚城之下，很难马上得手，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，倘若丢掉苏、常，也是得不偿失的。曾国藩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官帽，却坚决反对咸丰皇帝的附加条件，拒绝撤围安庆。古今中外，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，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，能够透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，在利害交织中看清本质，牢牢把握好长远与眼前、全局与局部的关系。
曾国藩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，他曾经夫子自道地说：“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，都能悉心考究。”他还说，“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”，“‘势’则指大计大局”。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，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。这个大利大害、大计大局，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。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会吃败仗，但在战略态势上却总是处于有利位置。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，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不利。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，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，迫使对方跟着我们的步子走，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行动。说白了，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
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：江苏、江西和安徽。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？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，叫江南省。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接合部，在军事上十分重要，在经济上更举足轻重。两江所征收的漕粮，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。因此牵动着全国的财政命脉。
“天下无易境，天下无难境；终身有乐处，终身有忧处”。大功克成之际，往往烦恼尤多。
这是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。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其他人如同秋草伏风一样，偃伏在自己脚下，让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得到“坚决贯彻”，“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”。曾国藩却不是这样。他的斋名为求阙，一生勤求己过，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。越是位高权重，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，以克除自己身上的“意气”“客气”和“矜气”。他曾说：“安得一二好友，胸襟旷达、萧然自得者，与之相处，砭吾之短。”他有意识地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，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。“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，时时伺余之短，以相箴规，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。”在给朋友的信中，也经常请求他们“常惠箴言，并赐危论”。
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他悟到，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。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，人生其间数十寒暑，仅须臾耳。……事变万端，美名百途，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，不过太仓之一粒耳。
除了这封重要的信之外，曾国藩还反复讲过很多劝诫的话。比如：“古来大战争、大事业，人谋仅占十分之三，天意恒居十分之七。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，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。”真正出力的人不一定成名，而成名的人不一定能享福，这都是常见的事。“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，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。”富贵功名都是给别人看的，只有心胸开阔，自己才能得到好处。“功不必自己出，名不必自己成，总以保全身体，莫生肝病为要。”
对朝廷的猜忌，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。他熟读史书，更精通易理。《易传》中说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。”当一个人的地位、权势、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，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。稍微处理不慎，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。因此，越是辉煌的时候，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趋福避祸。怎么趋吉避凶呢？关键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。
曾国藩的遗嘱与普通人不同，其中并没有什么遗产分割之类的常见内容，重心是放在对后代品性的期许上。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一次，那就是为人一定要做到“不忮不求”。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，见圣贤教人修身，千言万语，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。忮者，嫉贤害能，妒功争宠，所谓怠者不能修，忌者畏人修之类也。求者，贪利贪名，怀土怀惠，所谓未得患得，既得患失之类也。忮不常见，每发露于名业相侔、势位相埒之人；求不常见，每发露于货财相接、仕进相妨之际。将欲造福，先去忮心，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，则仁不可胜用也。将欲立品，先去求心，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，而义不可胜用也。忮不去，满怀皆是荆棘；求不去，满腔日即卑污。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，恨尚未能扫除净尽。尔等欲心地干净，宜于此二者下功夫，并愿子孙世世戒之。人这辈子，最难去除的是嫉妒和贪求。所谓“不忮”，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。“不求”，就是克制自己的贪求心。这两点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，事实上很多人，特别是很多当世名公，都处理不好。嫉妒经常出现在功名事业差不多的人之间，贪求常出现在升官发财之际。连左宗棠、郭嵩焘这样的大人物事实上都常在这两点上犯错误。所以他专门强调，这两点不去除，则既难立品，又妨造福。希望曾氏后人能克掉这两点，做到“心地干净”。
凡办大事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
天地之道，刚柔互用，不可偏废，太柔则靡，太刚则折
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，打得通便是好汉